在西方哲学研究中，真（truth）这个问题一直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关于它的研究探讨，从古至今，未曾间断；各种理论，诸如真之符合论、真之同一论、真之冗余论、真之融贯论、真之实用论等等，五花八门；相关论著，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既说明这个问题重要，也说明它有意思。同时，追求真，恰恰体现了哲学家的一种根本特征。
亚里士多德有一段非常出名的论述：否定是的东西或肯定不是的东西就是假的，而肯定是的东西和否定不是的东西就是真的。这段话被称为真之符合论的开端，它的核心即是探讨真。众所周知，在哲学史上，几乎每一个大哲学家都要探讨这个问题。比如，莱布尼兹区别出理性的真（必然的真）和事实的真（偶然的真），康德区别出分析的真和综合的真，黑格尔区别出概念与对象相符合的真和概念内容与其自身相符合的真，海德格尔则指出真乃是在被发现之中。
1990年，美国著名哲学家奎因出版了一本书《真之追求》（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王路译），他在该书最后一章也探讨真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他认为，真的载体是句子，而不是句子的意义。他介绍了对这个问题的几种看法，特别是论述了“真即去引号”的思想，涉及到塔尔斯基关于真的语义构造。我们不用说“‘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是一个事实”，而可以简单地把“是一个事实”去掉，直接说“‘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这样就与事实本身联系起来。把真归为句子，即是把真归于雪。真的归属恰恰取消了引号。因此，真即去引号。但是，这样并没有严格地定义真。这说明在一种语言内定义这种语言的真是很困难的。奎因结合真即去引号和塔尔斯基定义真和满足的论述，探讨了如何回避悖论以及排中律等问题，与此相关，他还探讨了数学中的真这个问题。
如果说奎因的这部著作在真之理论这个问题上有多么大的突破和进展，大概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它却反映了当代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使我们看到与此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真与句子有关，但不是与所有句子有关，按照奎因的说法，与真相关的主要是观察句，这是科学证据的载体，也是语言的入门引导。句子含有语词，语词有意义和所指，因此句子也有意义和所指。这样就涉及意义的载体，以及对句子的转译和翻译的问题，从而产生了奎因的著名论题：翻译的不确定性。观察句是对外界的事件或情况的报告，也会涉及一些心灵主义因素，这样的句子的表达就会涉及命题态度，由此也会涉及事实与模态的关系等问题。此外，科学理论是由句子组成的，由此也产生了奎因的另一个著名论题：整体科学经验的欠确定性。所有这些问题，不仅是奎因探讨的问题，也是当代许多哲学家非常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在关于真这个问题上，奎因的探讨体现了当代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的探讨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语言哲学的核心是意义理论，关于意义理论有不同的看法，而最主要的一种看法是真之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奎因的哲学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被称为与词典学相关的语言哲学。此外，比较出名的还有英国人达米特和美国人戴维森的观点。达米特的观点基于弗雷格，是一种可区分为关于含义的理论和关于所指的理论的真之理论。戴维森的观点则基于塔尔斯基，他甚至称自己的意义理论为绝对的真之理论。他们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基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成果，都应用现代逻辑这种方法。此外，像奎因、达米特和戴维森这样的哲学家都探讨这个问题，这本身就说明关于真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毫不夸张地说，探讨真，实际上几乎成为哲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奎因这本书的原名是PursuitofTruth。按照一般习惯，似乎应该翻译为《真理的追求》，据说台湾就是这样翻译的。但是我不这样翻译，而是翻译为《真之追求》。我认为，西方哲学家说的“Truth”乃是真，而不是真理，它的本意乃是“真的”或“是真的”。表面上看。这种差异是语言方面的，与此相关的是翻译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种差异反映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由此也反映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而且是一种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与此相关的问题也绝不仅仅是翻译问题，而主要是理解的问题。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充分认识和认真思考。认识不到这一点，至少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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